清代瓷器：自康熙至光緒的收藏指南

清朝承接的是一個混亂失序的瓷業。明末數朝，御用訂單已時斷時續；改朝換代之際，以及三藩之亂（1673–1681年）期間，江西戰事又令景德鎮本身受到破壞。1644年後約四十年間，工匠主要為民間和外銷買家燒造，這一段時期屬於收藏家所稱過渡期的後半。

1680年代初，朝廷派工部官員臧應選前往整頓御窯廠，復興由此開始。後世的中國文獻把一系列新的單色釉歸功於他在任的年月。十八世紀頭十年，1705至1712年任江西巡撫的郎廷極監理御用瓷器的生產，其名留存於郎窯紅（langyao）之中，這是一種深沉的銅紅釉，收藏家亦稱之為牛血紅。

雍正年間，年希堯自1726年起主管窯廠，唐英則於1728年起以駐廠協理的身分輔助。唐英其後一直主持窯務至乾隆朝中期，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位。1735年，他記錄了當時在產的近六十種釉色與裝飾，當中許多是仿宋、明名窯之作；1743年，他又為皇帝下令繪製的一套製瓷圖冊撰寫文字。

耶穌會士殷弘緒曾居於景德鎮，並在1712年與1722年的書信中描述此鎮：窯爐數以千計，分工細密，以及原料泥土的製備。有他與唐英的記述在前，清代瓷器的文獻記載比此前任何一個朝代都更為完備。

下列四件博物館藏品，分別屬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和光緒各朝，呈現了瓷器在整個清代的演變。

康熙皇帝在位於1661至1722年，其朝瓷器是清代最受推崇的一批。自1680年代起，康熙青花呈現明亮純正的翠毛藍，經細心淘煉，以深淺漸變的分水層層敷染，令山水與人物饒有縱深。胎質細白，釉層薄潤，光亮而緊貼胎體。

康熙工匠亦發展出康熙五彩，用透明的綠、黃、茄紫彩料，配以礬紅與黑色勾線。其最獨特之處，是加入一種釉上藍彩，畫師無需另設釉下青花的工序，便可與其他顏色並用藍色。我們的康熙五彩與粉彩指南說明了如何分辨這兩套彩料。

康熙青花喜用的題材，包括小說與戲曲中的人物、仿當代畫家筆意的山水；而大量為外銷燒造的蓋罐，則多繪冰梅紋，即梅花綴於冰裂紋地之上。康熙五彩見於各式器物，由大盤、高棒槌瓶以至小杯，其中相當一部分最精美之作流入了歐洲的收藏。

單色釉同樣蓬勃：銅紅釉的郎窯紅（langyao）、用於文房小件的粉紅色豇豆紅，以及灑藍，即以紗網將鈷料吹於坯上，形成斑點狀的釉地。

康熙瓷器上的年號款，比收藏家所預期的少見。1677年的一部地方志記載有禁止景德鎮瓷器書寫年號的禁令，常被引用來解釋為何許多康熙器物帶的是前朝明代的款識，或是空白雙圈，或是樹葉之類的符號。我們的清代年號款圖表列出了御窯款式。

雍正皇帝（在位1723–1735年）親自密切關注御窯，宮中檔案記錄了他對設計的指示與批評。其短暫一朝的瓷器以內斂見稱：器形比例勻稱，胎體輕薄而均勻，並留有大片素白地。

粉彩於康熙後期傳入宮廷，至雍正朝臻於成熟。其不透明的白彩與由金提煉而成的粉紅，令畫師得以柔和漸變地渲染花瓣與面容，而最上乘的雍正器物，疏落幾枝花卉，筆致精準，宛如冊頁。最精緻的彩瓷稱為琺瑯彩（falangcai），是在北京的宮中作坊內，於景德鎮送來的白瓷上彩繪而成。

雍正工匠亦回望前代。他們極其逼真地仿製宋代名窯的釉色，包括汝、官、哥、鈞各類，並仿明初青花仿得十分相似，連十五世紀鈷料中的鐵斑深色小點，也以筆端點染模仿。這類器物不少帶雍正款，另一些則帶所仿明代年號的款識。成化的鬥彩技法，即以青花勾勒輪廓、再填入彩料，也得以復興，詳見我們的鬥彩與五彩專頁。

該朝的單色釉是清代器物中最受追捧的一類：檸檬黃、淡青釉、不透明而帶斑駁藍色的爐鈞釉（robin's egg），以及帶斑點的橄欖褐色茶葉末釉。雍正款通常為雙圈內楷書六字，亦有篆書。

乾隆皇帝在位於1735至1796年，其前二十年由唐英主持窯務，景德鎮的技術雄心臻於高峰。工匠製作內部可旋轉、外壁鏤空的瓶，又以瓷仿青銅、玉、漆、木與石，仿得極為逼真，有些器物在一臂之外看去，幾乎認不出是陶瓷。

粉彩變得更為濃密繁複。彩地上先以細緻的卷草紋刻劃，再施彩繪，這種技法常稱為軋道，並在其中開光，繪人物或山水。青花依然燒造，大多為明初風格，單色釉的種類亦進一步增加。

宮中的彩繪仍在繼續，該朝的琺瑯彩（falangcai）器物常將畫面配以詩句題識和小印，如同一幅畫作。歐洲的透視與明暗觀念，經由耶穌會士畫家在宮中為人熟知，亦見於該時期的部分彩繪裝飾。

乾隆御窯款識通常為篆書。款識在十九及二十世紀不斷被仿冒，單憑一個款，無從說明器物何時燒成。乾隆款是否可信，全看其下的胎、釉、足和畫工。

評論者長期以來將雍正的內斂與乾隆的華麗相互對照。那是品味之別。最上乘的乾隆瓷器，其技術掌控至今未有超越。

嘉慶皇帝（在位1796–1820年）一朝，窯廠沿用乾隆時期的設計，往往做得相當純熟，但創意較少，做工也逐漸不及從前。道光瓷器（1821–1850年）中有一些十分精美的作品，其中包括帶慎德堂堂名款的器物，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自己所用的名號；但一般的生產變得更為樸素厚重。兩朝的御窯款識通常為篆書，沿襲乾隆的做法。

這幾十年間燒造的瓷器，多數是供國內市場而非宮廷使用：餐具與茶具、家居用瓶，以及為壽辰和婚嫁而繪有吉祥紋飾與題識的器物。景德鎮的民窯亦為尋常人家燒造大量青花，其中許多流傳至今。

決定性的打擊來自太平天國運動（1850–1864年）。1850年代，戰火蔓延至景德鎮，御窯廠遭到摧毀。咸豐皇帝（在位1851–1861年）時期為宮廷燒造的瓷器因而有限，真正的咸豐御窯瓷器相對稀少。

十九世紀的器物有時被視為衰落而遭貶低，但收藏家日益按其本身價值予以重視。最好的道光器物胎釉精細、畫工工整，而許多家庭承傳自這個世紀的瓷器，都是紮實誠懇之作。

御窯廠於1860年代中期、同治皇帝（在位1862–1874年）時期重建。其最早的大宗訂單之一，是為1872年皇帝大婚燒造的瓷器，其中許多是黃地及其他彩地的粉彩。

漫長的光緒一朝（1875–1908年）帶來真正的復興。工匠細心仿製康熙、雍正與乾隆的器物，帶光緒款的青花可以相當精良。該時期的御窯款識通常為楷書六字，是回到清初的做法。釉色往往略帶青藍而似玻璃，彩料則比十八世紀的更為鮮亮平板，光緒仿品與其範本並列時，通常就是由此露出破綻。1870年代為慈禧太后燒造、在彩地上繪花鳥的器物，常帶大雅齋堂名。最後的御用訂單出於宣統皇帝之時，之後便是1912年的退位。

景德鎮的民間作坊同期也十分忙碌，許多晚清器物帶有前朝的款識。我們的清晚期至民國瓷器指南對這幾十年有詳細介紹，包括開始在作品上署名的畫師。

在清代的大部分時間裏，清代瓷器最大的買家在海外。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將康熙青花大量運往歐洲，而較後期的貨船，例如1752年沉沒的荷蘭商船「哥德馬爾森號」，顯示出茶具與餐具成套貿易的規模。

外銷瓷隨買家的口味而變。中國伊萬里瓷以釉下青花配礬紅與描金，迎合了在歐洲早已風行的日本瓷器。紋章瓷則按訂單，繪上歐洲家族的徽章。自十八世紀起，許多外銷瓷在景德鎮燒成白胎，再送往靠近外國商人的廣州作坊加彩，由此到了十九世紀，便發展出繁密的廣彩紋樣，即西方所稱的廣彩人物紋（Rose Mandarin）與廣彩開光紋（Rose Medallion）。

青花從未退出外銷貿易。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，繪有河景、亭閣與橋樑的餐具，在英國與美國以「南京」和「廣州」等名稱出售，運銷數量龐大，至今仍是西方家庭收藏中最常見的中國瓷器。

另有其他器物銷往亞洲市場。軍持是一種肩部有流、無執柄的傾注容器，大量為東南亞製作。本店藏品中一件清初青花軍持出自民窯而非御窯，許多日常用瓷與外銷瓷亦是如此。

沒有單一特徵足以為清代器物斷代。專家會綜合考量多項因素，各項一致時，年代才算穩妥。無論器物是清代古董瓶、盤還是小杯，所問的問題都相同，而器形本身也是證據：瓶的比例、碗的曲線與足的高度，都逐朝變化。

• 款識。其書體、佈局與書法應與所署的朝代相符，但備受推崇的朝代的款識，曾被仿冒達兩個世紀。我們的中國瓷器款識指南說明了款識能告訴您什麼，以及不能告訴您什麼。
• 足與底。圈足的修削方式、露胎的顏色，以及底部釉面的處理，各時期各有不同。例如，雙圈足是部分康熙瓶與盤的典型特徵。請參閱看懂器底。
• 釉。康熙釉往往薄潤、光亮而緊貼胎體；較後期的釉多較厚，帶偏藍的色調，或呈微微起伏的表面。
• 色彩。青花的色調，以及彩瓷上彩料的色域、厚度與渲染，是最可靠的依據之一。
• 畫工。當時畫師的筆下流暢自如，仿製者很少能夠企及。僵硬、猶疑或過分謹慎的筆法，是警訊。

磨損、縮釉及青花中的鐵斑等老舊跡象有所幫助，但單憑其中任何一項，都不足以證明年代。我們的辨別贗品指南涵蓋了常見的陷阱。

本店的清代瓷器藏品以青花和彩瓷為主，包括一隻描述為康熙年間的青花碗，外壁繪山水，內底有一個小樹葉款；以及一套四隻彩繪杯，印花兼手繪，我們斷代為約1870至1920年。其商品頁註明已知的損傷，例如裂紋，如有需要，我們可提供更多照片。

決定清代器物價值的，與整個中國瓷器相同，是同一組因素：器物實際燒成的年代、胎釉與繪畫的品質、品相、器類的稀有程度、來源，以及市場狀況。只有在其餘各項都與款識相符時，款識才會增添價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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