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瓷器器形指南：瓶、罐与各式器皿

景德镇及其他大窑场的工匠，按自己市场所需的器形制作。一种器形可以沿用数百年，但其比例鲜有一成不变。肩部的高度、腹部的弧度、颈部的宽窄，以及足部的修削方式，都随着审美、技术和窑场所服务的买家而转变。

因此，行家首先看的是轮廓。轮廓隔着房间、在昏暗的光线下或从一张小照片上也能判断；若轮廓与器物所称的时代不合，在审视彩绘之前就已是一个警号。有些器形只属于较短的时期：僧帽壶属于十五世纪初及其后的仿作，棒槌瓶则主要属于康熙一朝。另一些，例如梅瓶，由宋至清一直烧造，这时就要靠比例来说明问题。

藏家描述器皿，是由上至下：口或口沿、颈、肩、腹和足。就盘而言，内壁是口沿与平坦中心（即盘心）之间的弧形壁面。本站的中国瓷器术语表对这些词语及更多词语都有解释。

器形也决定纹饰。画工依器形把瓶或罐分成若干区段，颈部、肩部和足部各有纹带，最宽处四周则绘主题画面，因此画面的布局与器物的轮廓应当互相吻合。本站的中国瓷器纹饰象征指南专门介绍各种纹样。

梅瓶（Meiping）。高身瓷瓶，肩部宽而高，瓶身向足部收窄，颈极短，口小。其名意为“插梅之瓶”，指以之陈设一枝梅花，但这名称在此器形出现很久之后才采用：许多早期的例子本是用来盛酒的，有些还配有盖。此器形在宋代于多处窑场烧造，并沿用至清代。宋代梅瓶多呈修长，元代和明初的则较厚重，肩部较宽，十八世纪仿早期器形的作品则更为俐落、规整。

玉壶春瓶（Yuhuchunping）。梨形瓶，细颈向外撇出，成侈口，立于圈足之上。其名通常译作“春日玉壶”。此器形始于宋代，成为元代和明初青花与釉里红的标准器形之一，并在清代重新烧造。颈部渐渐膨大为瓶腹的那条线条值得细察，因为仿品往往把颈部收得太紧，或让腹部垂得太低。

觚（Gu）。高身花瓶，口如宽阔的喇叭，中段常略为膨出，足部外撇。它仿自商代和西周的古青铜酒器。瓷觚在明晚期、过渡期和康熙一朝大量烧造，常绘人物故事或花卉。此器形又称花觚（西方通常称为beaker vase），成对的花觚与盖罐并列，组成套瓶，用以装饰欧洲的壁炉架和陈列柜。

葫芦瓶（Double gourd）。两个圆腹上下相叠，连于窄腰。葫芦（hulu）与“福禄”（fulu，意为福气与俸禄）谐音，又是与道教仙人相关的长寿象征。葫芦造型远早于瓷器出现，而青花葫芦瓶自元代至清代都有烧造。嘉靖皇帝崇奉道教，史有明载，对此器形尤其偏爱，许多嘉靖朝的例子下半部为方形。两节瓶腹通常分别拉坯，再于腰部接合。本店藏品中的一件青花葫芦瓶，列为元代，以开光绘凤凰与牡丹。

观音瓶、棒槌瓶与天球瓶。观音瓶（baluster vase）肩部圆而高，向较窄的足部收小，形如栏杆上车削而成的立柱；康熙时期的工匠烧造了许多，包括带外撇喇叭颈的高身款式，即中国藏家所称的凤尾尊（西方商人称为yenyen vase）。棒槌瓶身为直筒形，肩平带棱角，颈直，是康熙时期的典型器形。天球瓶（tianqiuping），意为“天球之瓶”，腹圆如球，颈高而呈筒形；主要属于永乐和宣德两朝，并在十八世纪重新烧造。

“罐”（guan）是中文对罐类器皿的通称。它不应与宋代的“官窑”（Guan ware）混淆，官窑的“官”字写法不同，详见本站的五大名窑指南。藏家所说的罐，口宽，颈短，肩阔，腹部向底部收窄。

元代的大罐是早期青花中最具气势的器物之一。胎体厚重，绘以横向的纹带，近足处通常以一圈莲瓣纹收结，不少罐底平坦或略凹而露胎。有些在肩上有模印的兽面耳。本站的元代青花瓷一文对这些罐有更详细的介绍。

盖罐各个时期都有烧造。荷叶盖，边缘呈波浪形，盖钮小如茎，是一组著名元代罐的典型特征。后期的盖多为穹顶形，作蹲坐瑞狮形的盖钮则见于多个时期，在明晚期和清初的罐与瓶上尤为常见。本店藏品中的一件盖罐，列为元末明初，穹顶盖上有狮钮，在珠点纹开光内，以青、红二色点出凸起的花枝。盖容易损坏，或与罐分离，所以保留原配盖的罐，比无盖的罐少见。盖若与罐配合不佳，或其釉、青花和胎与罐不同，可能是后来配上的。

带穹顶盖的卵形盖罐，西方藏家称为“姜罐”（ginger jar），器形古老，这名称则是后来才有的，取自它在外销贸易中的用途。最为人熟知的是康熙时期的盖罐，在冰裂般的蓝地上绘梅花。

大盘（charger）不过是特别大的盘。元代的大型青花大盘，阔度常超过 40 cm，主要为中东和中亚的买家而制，那里的人用大型的共享盘子盛食物。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与献予伊朗阿德比尔神庙的藏品中，都保存着著名的一组，而明初的工匠仍继续烧造。

它们的口沿有两种主要形式。有些平而圆；另一些则为菱口，边缘切成小瓣和尖角，仿金属盘，内壁常以相配的瓣形开光模印或彩绘。口沿通常饰以海水纹、锦纹或缠枝纹边饰，中心则在圆圈内绘主题，正如本店藏品中的一件菱口大盘，绘一对凤凰。把元代大盘翻转过来，底部通常在宽阔的圈足内露胎，胎体有些地方烧成橙色或偏红的色调。

后期的时代有各自的器形。明晚期的克拉克瓷盘，胎体轻薄，口沿分成放射状的开光，底部常见放射状的跳刀痕，足部黏附着沙粒。福建漳州一带窑场所烧的漳州窑（Swatow）器物，则较厚重，彩绘更为随意，底部常熔附着粗沙。清代的盘，一般制作更为均匀，圈足修整齐整，底部施釉。

碗是中国瓷器中最常见的器形，其轮廓的变化不亚于任何瓶类。宋代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窑的工匠，偏爱胎薄的斗笠形碗和浅碗，许多为覆烧，因此口沿无釉。明代的碗多较深，腹较圆；成化至正德年间所制的、口沿微微外撇的精美深碗，常称为宫碗。明晚期的外销工匠制作折沿碗（klapmuts），这种碗的口沿宽而扁平，因形似荷兰帽而得名，是适合欧洲餐桌的器形。

高足杯是在高而中空的足柄上承托的小碗。它在元代的青花、青白瓷及其他瓷种中很常见，并在整个明代保持流行，既用作酒器，也用于佛前供奉。宣德时期以铜红绘三鱼的高足杯，是十五世纪初的典型器形之一，雍正年间亦有仿制。足柄可以是素面、外撇或带棱脊，通常分开制成，再与碗身接合。碗的内外均可装饰，如本店售出的一件青花高足碗，列为高足杯，内绘一对鸟于莲花之间，外绘缠枝花卉。

执壶有柄、有流，常有盖。宋代青白瓷执壶常制成瓣形、形如瓜的壶身，有些立于相配的碗中，碗内注入热水以温酒。到了元代和明初，执壶的壶身变成梨形，近于玉壶春瓶，长而弯的流以S形支柱与颈部相连，这一特征借鉴自中东的金属器。

军持完全没有柄。它是饮水与注水的器皿，腹圆，颈直，由颈口注水，流位于肩上；水由流口成线而出，饮者的唇不会碰到器皿。中国窑场烧造军持，主要供东南亚的买家，本站的军持指南追溯了这种器形由元代至清代的发展。

僧帽壶（sengmaohu）的名称来自它的口沿，口沿在后部呈阶梯状层叠升起，形如藏传佛教僧人的帽子，向前延伸成尖形的注口，后有带状柄。永乐和宣德年间，景德镇仿藏传金属器烧造此器，并在十八世纪重新烧造，仿制得十分精细。这是一个典型例子，说明某种器形的年代范围狭窄而有确切记录。

大致而言，元代瓷器厚重而结实：器形大，胎体厚，底部常露胎，拉坯与接合讲求力度而非精致。十五世纪初的器物保留了这种规模的大部分，但修整较佳。明代中期供国内市场的器物多较小较轻，而明晚期外销瓷就其尺寸而言则轻薄。康熙时期的工匠创制了棒槌瓶等利落的新器形，而在雍正和乾隆年间，御窑仿制明代器形的精确度，是原作罕有的。许多十九世纪的器物，轮廓显得较松弛，壁较厚，弧线也欠缺张力。

大型器皿分段拉坯再接合，通常在最宽处或腰部。老件的接合处，常在内壁显为一道棱，或拉坯痕中断，有时在外部轮廓上也有轻微的台阶。模制或注浆成形的仿品可能看不到接合处，或内壁与外壁的形状过分吻合。

仿品最常出错的，是照片中难以看清的细节：颈部略长或略粗，肩部塌陷，腹部位置偏低，圈足修得对该时代而言过于齐整或过于厚重。分量也能说明问题。足部和底部尤其值得留意，本站的圈足与底部指南说明了应当观察什么。器形只是多项证据之一：在断代可以倚赖之前，它应与胎、釉、彩绘及年代特征相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