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些颜色的有无

有三项因素决定了陶工能够使用哪些颜色。首先是呈色剂：铁产生青瓷和黑釉器的绿、褐、黑色，铜产生红色或绿色，钴产生蓝色，锰则产生紫色和褐色。其次是烧成：釉下青花和釉里红必须经受窑内的全部高温，而釉上彩料则是画在已烧成的釉面上，再经第二次温度低得多的烧成固定。第三是贸易，因为有些最好的原料必须从外地进口。

新的颜色往往在可以确定的时刻出现，然后迅速在各窑口之间传开。我们以颜色作为第二道检验，次于器形和制作工艺。它最适合用作排除之法：色调吻合不能证明器物年代久远，但色调不合则足以证明它并非古物。

中国最早的陶器没有施釉。约公元前5000年至2000年间，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陶工，以铁和锰矿物制成的黑色与红色颜料在红陶上彩绘，而东部的龙山文化陶工则烧制轻薄的磨光黑陶。一件带有真正釉层的“新石器时代”陶罐，并非它所声称的那样。

釉在商代已经出现，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，是高温烧成的炻器上一层淡黄或橄榄绿的薄釉，为青瓷的前身。汉代陶工在随葬器物上使用低温铅釉，铜呈绿色，铁呈琥珀褐色；长期埋藏之后，绿釉往往会生出银色的虹彩。早期白瓷于六世纪晚期出现在中国北方，到唐代趋于精致。

唐三彩结合了琥珀、绿和乳白色的铅釉。部分三彩器上出现钴蓝，但钴蓝稀少而昂贵，因此溅有蓝色的三彩器需要仔细审视。宋代看重釉色多于彩绘：汝窑的灰蓝、官窑与哥窑的开片釉、钧窑施紫红斑的蓝釉、定窑的象牙白、青白瓷的淡青白色，以及龙泉青瓷的绿色。我们的宋代瓷器系列包括青瓷和青白瓷。

白瓷上的釉下钴蓝，于元代在景德镇确立，至迟在十四世纪中叶，使用的是从中东进口的钴料。釉里红与之并用，但较难控制，常常烧成灰色或褐色。

元代和明初的进口钴料烧出深蓝色，并带有颜料积聚而成的深色、近乎黑色的斑点，称为铁锈斑。本店藏品中有一件元末至明代青花瓶。成化瓷器（1465–1487年）的青花浅淡均匀，所用钴料主要为国产，而嘉靖朝（1522–1566年）的器物则有鲜艳偏紫的“回青”。

釉上彩在明代确立。成化斗彩在釉下青花勾勒的轮廓中填入釉上彩料；这种技法在宣德年间（1426至1435年）初试，至成化年间臻于完善。自嘉靖、万历两朝起，五彩（意即“五种颜色”）在釉下青花之外加上浓烈的红、绿、黄和茄紫。彩釉也各有其盛行的时期：宣德的铜红、弘治的黄釉，以及法华，它以凸起的化妆土线条分隔绿松石色、深蓝和茄紫的釉。明代的彩料中没有后来粉彩那种不透明的玫瑰粉红。

经过十七世纪中叶的动荡，景德镇御窑厂于1680年代重组，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釉和彩料。后世记载将蛇皮绿、鳝鱼黄和松石绿归功于臧应选，他曾为康熙皇帝监督窑务。深沉的铜红郎窑红（又称牛血红），传统上与十八世纪初的江西巡抚郎廷极相关。豇豆红是一种柔和的粉红铜红釉，带有绿色斑驳，专用于小型文房器物。

康熙五彩（famille verte，意即“绿色一族”）是康熙朝的彩料体系：几种绿色，配以矾红、黄、茄紫和黑。其最关键的创新是釉上蓝彩，在许多器物上取代了明代五彩的釉下青花。

粉彩为中国瓷器带来两种新颜色：一种是以胶态金制成的不透明玫瑰粉红，技法学自欧洲；另一种是不透明的白色，让画师可以渲染和调色。粉彩约自1720年代出现，在雍正朝臻于完善，并主导了十八及十九世纪。中文称这类彩料为粉彩（意即“粉状彩料”）或洋彩（意即“外来彩料”）。我们的清代瓷器系列涵盖这段漫长的时期。

后仿品通常会在以下三种情形之一露出破绽。有些使用了当时尚未出现的颜色：自称是明代或康熙早期的器物却用了粉彩的粉红，或所谓新石器时代的陶罐上有蓝色。有些用对了颜色，色调却不对。自十九世纪晚期起，进口的精炼钴料烧出平板、鲜亮而均匀的蓝色，与早期矿料多变的色调大不相同，而许多仿早期青花的器物，会用笔刻意点上圆点，以模仿进口钴料的深色斑点，这些圆点往往显得是刻意布置的，排列规则，而不是顺着颜料的流动形成。还有一些是整个品类都晚于其所暗示的年代：许多墨地五彩瓶，即黑色彩地的瓶子，其实烧制于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，而不是它们所令人联想的康熙朝。

检验器物时，应在良好的日光下配合放大镜进行。釉下的颜色位于一层连续的釉皮之下，与器面齐平。釉上彩料则略微凸起，往往可以用指尖摸到，并最先在凸起处磨损。记下每一种颜色，判断它们在釉下还是釉上，再问这些颜色能否在声称的年代一并使用。然后把结果与器形、制作工艺和绘画风格对照。我们的开片指南介绍釉面的另一项特征，同样值得仔细观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