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朝

有关夏朝的一切记载，都出自其后许多世纪才成书的文献，其中最重要的是《尚书》（又称《书经》）、《竹书纪年》，以及司马迁约于公元前90年完成的《史记》。司马迁列出十七位夏王。

文献把夏朝定位于黄河中游，即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。据载，王室有结盟氏族的首领辅佐，各首领以忠诚与君王相系。通行的约公元前2070至前1600年之说，出自现代的断代工程，所依据的是这些传统记载，而非铭文。

夏朝亦被认为创制了历法，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至今有时仍称为夏历（xiali）。

传统史书把夏朝置于三皇五帝之后。三皇五帝是传说中奠立中华文明的统治者。司马迁的史书以黄帝开篇，黄帝与蚩尤之战以涿鹿之战告终。后世传说又把历法、医药和音乐归于他的朝廷，并把发现蚕丝的功绩归于他的妃子嫘祖。

按传统的次序，黄帝之后依次为颛顼、帝喾、尧和舜。尧与舜被尊为贤明君主的典范，择继承人重德而不重血统：尧选了舜，舜选了禹。司马迁追溯禹的世系，认为他经父亲鲧上承颛顼。

这些故事反映后世中国人如何理解自身文化的起源，并非可以确定年代的事件。

相传尧在位时，黄河泛滥成灾，农田尽失，许多人溺毙或流离失所。尧把治水之事交给鲧，鲧花了九年筑堤挡水，堤防却溃决。其时舜已掌权，在羽山处置了鲧；文献对他是被处死还是被流放，说法不一。

舜把治水之事交给鲧之子禹，禹采取相反的办法。他不筑堤围堵河流，而是开掘河道，把水引向大海，并动员邻近部落协力。据说他治水十三年，三次经过自家门前而不入。

禹治水有成，自然成为舜的继承人。两千多年来，儒家学者把他奉为为民尽心的君主典范。《尚书》〈禹贡〉篇有一则著名的传统说法，谓禹把已知的天下划分为九州。

史书记载禹曾征讨三苗，三苗是长期与中原部落冲突的南方族群，此役巩固了禹的地位。舜年老时，把王位传给了禹。

相传禹曾指定贤臣益为继承人，但禹死后，诸侯转而拥戴他的儿子启。这次继位传统上被视为中国世袭王权的开端，也是夏被视为第一个王朝的原因。

后世文献载有数处夏的都城，其中包括阳城和斟寻。其位置至今仍有争议，不过多数说法都落在河南西部。

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文字证据。最早成熟的中国文字见于商代晚期的甲骨，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年，距传统所说的夏朝终结已有数个世纪。迄今尚未发现提及夏朝的铭文。

有些学者认为，约于公元前1046年掌权的周代，塑造甚至编造了夏朝的故事，以支持自身的统治权。周人藉天命为征服商朝辩护，而夏朝末代君主败于商，正好为商朝末代君主败于周提供了现成的先例。

怀疑论过去也曾出错。直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安阳的发掘之前，许多学者同样怀疑商朝是否存在，而当地出土的甲骨，证实了司马迁所载的商王名号。就夏朝而言，最有力的候选者是二里头文化。许多中国考古学者认为它属于夏代晚期；也有学者主张在出现文字证据之前，此问题暂且存疑。

二里头文化因河南偃师附近的典型遗址而得名，约于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间兴盛于中原。它普遍被视为中国最早具备国家形态的社会，其年代和地点与传统年表中的夏代晚期相互重叠。

1959年以来的发掘揭示了一处规划井然的大型聚落。聚落中心是一座有城墙围绕的宫殿区，内有数处大型夯土基址，并以道路为界。附近有铸造青铜和加工绿松石的专门作坊，周边地带则分布着较小的房屋、陶窑和普通墓葬。

宫殿区的贵族墓葬出土了玉器、青铜器、漆器和绿松石。其中最著名的发现，是2002年从一座墓葬中发掘出的龙形器，以约两千片绿松石制成。

二里头的铸造作坊生产出已知最早的中国青铜礼器。这些器物以分块陶范浇铸，而非锤打而成，这种工艺正是整个中国青铜传统的根本特征。最早的器物多为在仪式中用于盛酒的容器，例如三足的酒杯爵。其器壁轻薄，纹饰疏朗，与后来商代厚重而纹饰繁密的青铜器大不相同。

青铜仅用于贵族的礼器、兵器和饰物；日常工具仍以石、骨和木制成。二里头还生产大而薄的玉刀和仪仗器物，延续了新石器时代的传统，亦有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。陶器的产量很大，供日常和礼仪之用。

这一时期的真品极为罕见，已知的实例几乎全部出自科学考古发掘。凡是标示为“夏代”的器物，都值得仔细审视；我们的辨别赝品指南说明了要留意的地方，而中国古玉指南则依各朝代追溯玉这种材质的发展。

传统把夏朝的覆亡归咎于末代君主桀。后世史书把他描绘成残暴奢侈、受宠妃妹喜摆布的人。商的首领汤起兵反抗，在鸣条之战中击败他，并创建商朝。这个故事成为后世所有仁德开国者推翻腐败末代君主的叙述范本。

夏的记忆延续了下来。周代把杞这个小国封给夏王室的后裔，使他们得以继续祭祀祖先，而南方越国的君王则自称出于禹的后裔。夏这个名称后来也被其他政权借用，包括称为西夏的党项王国，它与这个古代王朝并无关系。